第105章 东宫讲学

东宫的讲堂设在春和殿西侧，原是前朝太子听政之所。殿阁高阔，楠木立柱撑起彩绘藻井，北面墙上悬着先帝御笔“明德亲贤”匾额。长窗敞开，三月的风带着御花园里初开的玉兰香气卷进来，拂动垂落的竹帘。

叶承远坐在紫檀木大案后，案上已铺开素纸，砚中墨汁新研。他身着淡青色常服，腰束玉带，较之数月前初回京时的模样，眉宇间少了些书卷气的散淡，多了些沉静的专注。

辰时正，第一位讲官到了。

来人是致仕多年的秦阁老，三朝元老，曾任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如今年逾古稀，白发萧疏，由两名弟子搀扶着走进殿来。叶承远起身相迎，执弟子礼。

秦阁老在主讲席坐下，颤巍巍地从怀中取出一卷书册。那书册纸页泛黄，边角磨损，正是《资治通鉴》中讲治国理政的篇章。

“殿下。”老人的声音沙哑，却字字清晰，“老臣今日与殿下论‘势’。”

他翻开书页，手指点着其中一行：“司马温公言，‘治国者，必先审时度势’。何谓时？天时、节气、民心向背是也。何谓势？朝堂格局、兵力强弱、钱粮多寡、人才聚散是也。”

叶承远凝神倾听，提笔记下要点。

秦阁老继续道：“审时度势之后，便需用‘术’。术者，方法也。如何平衡各方，如何驱使臣下，如何令行禁止，皆是术。韩非子有言，‘术者，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’。”

讲到此处，老人抬眼看了看叶承远：“殿下在南江查案，便是用了术。以协理司之名行钦差之实，借皇权之势压地方之顽，此乃明术。然术有阴阳，有刚柔。有时需雷霆手段，有时需和风细雨。全在审时度势，随机应变。”

叶承远笔尖顿了顿。他想起江陵那些堤坝，想起赵家庄的农户，想起自己站在公堂上时，那些地方官员眼中复杂的神色——有畏惧，有不甘，也有隐约的佩服。那时他凭的是一腔义愤与皇兄授予的权柄，并未想过这算是什么“术”。

秦阁老似乎看出他的心思，缓缓道：“殿下或许觉得，为民请命、秉公执法，乃是本分，何须以术论之？然老臣要说，正因是本分，更需讲求方法。若方法不当，纵有十分真心，也只能做出三分功绩，甚或惹出七分祸端。”

他举了个例子：前朝有位清官，查办贪腐铁面无私，却因手段过于激烈，逼得当地豪强联合反扑，最后不仅贪官未除，反而引发民变，殃及无辜百姓。

“这便是只有刚术，不懂柔术。”秦阁老叹息，“刚易折，柔易屈。为君者，当刚柔并济。”

叶承远沉默片刻，问道：“敢问阁老，如何判断何时该刚，何时该柔？”

秦阁老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：“问得好。这便要回到‘审时度势’四字。刚柔之择，不在个人好恶，而在局势需要。敌强我弱时，不妨以柔克刚，徐图后计；我强敌弱时，自当以刚破局，速战速决。朝堂之上，亦是如此。”

他讲了一个时辰，从“势”讲到“术”，又从“术”引申到“法”——朝廷法度、祖宗成例、礼制规矩。叶承远听得认真，只是当秦阁老谈及某些权谋算计时，他眉梢会不自觉地微微蹙起。

那些算计太精妙，也太冰冷。仿佛人与人之间只剩利益权衡，真情实意反而成了最不可靠的东西。

秦阁老告退时，已是巳时。叶承远亲自送老人至殿门外，看着那佝偻的背影在弟子搀扶下缓缓远去，心中有些复杂。

这位老臣一生历经三朝，见过太多风云变幻。他传授的，是用血泪与权谋堆砌出的经验。这些经验宝贵，却也沉重。

午膳后，第二位讲官到了。

来的是当世儒学大家孟静之，年约五旬，面容清癯，一袭葛布长衫，举止从容。他曾任国子监祭酒，后辞官归隐，著书讲学，在士林中声望极高。

孟先生行的也是师生之礼，但在叶承远还礼后，他便在主讲席坦然坐下，神情平和，并无拘谨。

“殿下。”孟静之开口，声音温润，“秦阁老讲势、术、法，皆是治标之器。老朽今日与殿下论‘本’。”

他取出一卷自己编纂的《仁政疏要》，翻开首页：“治国之本，在民。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此话自古有之，然真正解其意者，寥寥。”

孟静之从井田制讲到均田免赋，从轻徭薄赋讲到兴教化、劝农桑。他引经据典，却又不空谈道理，常以史实为例：文景之治何以出现，贞观之治何以成就，前朝哀帝又何以失天下。

“哀帝并非庸主。”孟静之道，“他聪颖过人，精通诗词书画，亦知权谋之术。然其眼中只见皇家威仪、个人享乐，不见民间疾苦。修离宫、征奇珍、纵权宦，看似小节，实则失了民心根本。待流民四起、烽烟遍地时，再想挽回，已来不及矣。”

叶承远听得频频点头。这些道理更契合他的本心。在鹿鸣书院那些年，他整日与农人、匠人为伍，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，一砖一瓦皆是血汗。治国若不能令百姓安居乐业，再精妙的权术也只是空中楼阁。

孟先生讲到“民本”，又引申到“仁政”：“仁者，爱人。爱民如子，非虚言也。朝廷每出一策，当思此策于百姓有利否？于长远有益否？若只见眼前利益，不顾百姓死活，便是苛政。苛政猛于虎，古训不虚。”

他举了江南堤坝案为例——那正是叶承远亲身经历之事。

“修堤本是利民之举，何以酿成贪腐大案？”孟静之问，而后自答，“只因主事者心中无民，只有私利。朝廷拨下的银子，在他们眼中不是救命的工程款，而是中饱私囊的肥肉。这便是失了仁心。”

叶承远深以为然，笔记写得格外认真。

然而孟静之话锋一转：“然则，仁政非一味宽纵。礼制纲常，乃是维系天下秩序的骨架，不可轻废。君臣有分，父子有伦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——此非虚礼，实是社会安稳之基。若人人皆以‘仁’为名，行逾矩之事，天下必乱。”

他谈到一些地方士绅借“为民请命”之名，行抗税抗法之实；又谈到某些学子以“直言进谏”为旗号，实则结党营私、攻讦异己。

“仁须有节，爱须有度。”孟静之总结，“这便是为何圣人既要讲‘仁’，也要讲‘礼’。仁是内核，礼是形式。内外兼备，方为治道。”

叶承远陷入沉思。孟先生所言，与秦阁老确有不同侧重，但某些地方又隐隐相通。仁政固然重要，但若无礼法约束，似乎也会生出乱象。

可这“礼”的尺度又在何处？那些地方士绅抗税，或许真有官府苛征在先；学子直言，或许真有朝政弊端该指。若一概以“逾矩”论之，是否反而堵塞了言路，纵容了腐败？

他想问，却又觉得这问题太大，一时不知从何问起。

孟静之讲罢，已是申时。春日斜阳透过长窗，在光洁的金砖地上投下长长的窗格影。

叶承远送走孟先生，回到案前，看着今日记下的密密麻麻的笔记，心中思绪纷繁。

两位先生，两种思想。秦阁老重实利、讲权变，孟先生重仁义、讲根本。谁对？谁更对？还是说，本就无绝对的对错，只在不同的情境下各有其用？

他正思索间，殿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

叶承渊走了进来，未着龙袍，只穿一件月白色常服，袖口随意挽起，手中还拿着一卷文书。德顺跟在身后，捧着茶具。